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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扇障面”考辨

时间:2017年12月04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6年第4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以扇障面”考辨

 

韩国强

 


内容提要  本文对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云:“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及后人斥责李公麟为“势利之人”提出质疑,认为邵伯温这则笔记严重失实,“以扇障面”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谎言。

关键词  “以扇障面”  无中生有

 

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云:“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些人对这则笔记津津乐道,甚至有人斥责李公麟为“势利之人”。

事实果真如此么?我认真查阅史料,觉得邵伯温这则笔记严重失实。下面冒昧提出个人见解,就正于方家。

一、“东坡南迁”,叔党(苏过),乃至“苏氏两院子弟”不在京师

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中云,“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没有具体明说“苏氏两院子弟”是谁,但《雪楼诗跋》则明确指出“苏公坐谪时,有在都城见叔党而障面者。”郑秉谦先生在《苏轼的贬逐生涯初探》一文中更是明白地说:“这种人中就有公麟,他时遇苏家小辈以扇遮面。”

“东坡南迁”,一般指苏轼晚年被政敌陷害,贬谪惠州和儋州。孔凡礼《苏轼年谱》云:东坡“得谪惠命,乃命迨归阳羡从迈居,独挈过及朝云赴惠。”后来,苏迈和苏过家眷也来惠州。事见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是时惟迈、过两房至惠,其迨一房尚居宜兴,已授承务郎,公仍令举进士,故不至也。”苏过与父赴惠州途中,作诗《和大人游罗浮山》《白水岩汤泉》等。苏轼《游罗浮山记》云:“绍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东坡公迁于惠州,舣舟泊头镇,明晨肩舆十五里,至罗浮……同游者幼子过。”并作诗《游罗浮山一诗示儿子过》。苏过陪苏轼居惠州期间有诗《次韵大人五更山吐月》《大人生日》《松风亭词》等,描写谪居惠州的生活情景。

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轼再遭贬。这次苏轼被贬到更荒凉的儋州。据《苏轼年谱》载:“十九日与过离惠,与家人苦诀别。”1〕1262又据舒大刚等《苏过年谱》载:“四月十七日,责授文告传至惠州,十九日苏轼离惠州,苏过随行,苏迈留处惠州。”“过妻未随行”。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也云:“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2〕1110苏过与苏轼在儋州,吟诗作赋,自我娱乐。苏过有诗《椰子冠》《己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五色雀和大人韵》等。苏轼有诗《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酡酥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等。

以上举例证实东坡南迁时,苏过就在其身边侍候。据《苏轼年谱》记载,苏过在京师的时间只有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四年(1089),后来,因苏轼往返于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职,元祐六年至元祐八年,则有时进出于京师。苏过在京师时,正是苏轼受到重用,官居高位之时,并非南迁时。

绍圣元年(1094),苏轼与苏辙命交厄运,接连降职。孔凡礼《苏辙年谱》记载,绍圣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这一年四月,十一日,苏轼降英州,六月初五,苏辙降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同月“十二日,得袁州告,离汝州,赴袁州,留家颍州。”苏辙接二连三遭受降职。苏辙《和迟田舍杂诗九首并引》云:“吾家本眉山,……仕宦流落,不能复归。中窜岭南,诸子不能尽从,留之颍川,买田筑室,赊饥寒之患。2〕926~927又据苏辙《次迟韵二首》云:“老谪江南岸,万里修烝尝。三子留二子,嵩少道路长。累以二孀女,辛勤具糇粮。”2〕895三子,指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苏适、苏远。苏辙被贬岭南,长子苏迟和次子苏适留颍川,只有三子苏远与苏辙同行。二孀,即两位守寡的女儿。苏辙《卜居赋》云:“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万里谪南荒,三子从一幼。”2〕1206

这样说来,“东坡南迁”时,苏轼的儿子、苏辙的儿子都不在京师。苏过《己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诗可再作旁证。惠,即惠州;许,即许州,古称颍川。既然“苏氏两院弟子”都不在京师,那么,何来“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弟子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的事发生呢?显然,“以扇障面”之说是无中生有。善良的学人被邵伯温骗了几百年。

二、苏轼晚年与李公麟的情感一如既往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多种艺术才能和革新创造精神的杰出作家,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的文坛领袖”3〕。《宋史·苏轼传》说苏轼的文学作品“浑涵光芒,雄视百代”4〕10817。林语堂则说,苏轼“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5〕

李伯时“好古博学,长于诗”,“雅善画”,“传写人物尤精”4〕“世称宋画第一”。

他们以诗画交往,磋商艺术,建立起深厚的友情,直至晚年两人情感一如既往。

其一,苏轼北归途中选择卜居时,意决往龙舒,为的是可以与李公麟时常见面。绍圣年间,苏轼遭受沉重的打击,一贬再贬,最后到了海角天涯。苏轼遇赦北归,究竟到哪里安居,他曾考虑去舒州、颍昌、常州,举棋不定。据孔凡礼先生考证,苏轼北归时首先考虑安居舒州。他在给李惟熙信中说:“偶得生还,平生爱龙舒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后来苏轼到了韶州,李公麟弟弟李公寅时为韶州通判,劝苏轼在舒州住下来,苏轼卜居舒州的愿望更加坚定。按常理,苏轼与李公麟情感淡薄,甚至恶化了,决不会有“遂见伯时为善”(《与李亮公六首》其四6〕1762)的想法。

其二,当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患病,马上去信问候。苏轼与李公麟的交情,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李伯时是“势利之人”。苏轼有一则北归途中写给李公寅(亮工)的信最能证明苏轼与李公麟晚年的深厚友情:

某乏人修状,手启为答,幸望宽恕。见孙叔静言,伯时顷者微嗽,不知得近信否?已全安未?余非面莫究。

——《与李亮公六首》其二6〕1761

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顷者微嗽”,十分牵挂,便立马投书问候,并表示未能亲临问候的内疚。没有深厚的交情,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吗?如果苏轼晚年对与李公麟没有好感,苏轼也没有必要在此假仁假意,讨好李公寅。苏轼不是这种人。这些都是苏轼书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决不是别人笔记的传说。

其三,绍圣四年(1097)三月间,苏轼为李公麟所画《三马图》作赞。苏轼谪居惠州,“阅旧书画”,想起“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画当时三骏马之状”,“追思一时之事,而叹三马之神骏,乃为之赞”(《三马图赞并引》6〕611)。苏轼远谪岭外,李公麟在京师时画三骏马之事仍萦绕于胸间,旧情难忘。

其四,李公麟为落难天涯的苏轼画《东坡笠屐图》,以图像留下苏轼在儋州的笠屐韵事。苏轼曾作《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称赞李公麟画艺超卓,为确立李公麟的绘画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李公麟与苏轼的交往,则以画传递情感。他曾多次为苏轼画像,如《按藤杖坐盘像》《西园雅集图》《金山画像》等。李公麟是否首创《东坡笠屐图》,事见翁方纲《复初斋诗集》。翁方纲《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山阴朱兰圃复摹帧,载题其后》云:“妙手一视之,浩气千秋亘。岂惟酒非嗜,抑且诗其剩。剡藤粉本摹,正色寒芒迸。不敢轻挂壁,瞻近晨与暝。朱也复摹朱,虎贲非优孟。弗假观者题,自倚笔锋劲。”翁方纲明确指出“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同人集苏斋像作》又云:“果有龙眠笠屐图,摹来江左人如晤。笔力挽回五百年,纱縠行边记初度。翩然吹下横江鹤,蜑雨蛮烟渺风露。向来传本安得似,别有精神在空处。”两则信息证实《东坡笠屐图》为李公麟首画,朱兰嵎临摹。又清人杨钟义《雪桥诗话出集》也说“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山阴朱兰圃复摹帧”。

其五,苏轼北归途中作《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表达对李伯时的友情。苏轼北归时,李公麟正在舒州养病。他在《次韵韶州倅李通直二首》其二云:“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会见四山朝鹤驾,更看三李跨鲸鱼。”李通直,即李公寅。“三李”指李公麟兄弟及李元中。他们三人同登进士,故有“跨鲸鱼”之说。从诗意看,苏轼只是想象公寅也回来,一起盘桓,享受龙眠山的风光。苏轼没有到达舒州,只不过表示一种急切的心情,仿佛自己已经到了舒州。孔凡礼说,“足见其向往龙舒之深”7〕。此诗透露出苏轼对李公麟的思念,一种友好的情感在字里行间回荡。苏轼在常州病逝,距离韶州次韵李公寅的诗只不过七个月。如果李公麟是薄情人,苏轼还会远在岭外海外想念他吗?

苏轼最后没有卜居舒州,并不是因为李公麟的薄情,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苏辙的苦劝。他说:“今得子由书,苦劝归颍昌,已决意从之矣。”(《与王幼安三首》其二6〕1807)苏轼兄弟情同手足。苏轼在《初别子由》8〕757云:“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则云:“抚我则兄,诲我则师。”2〕1117兄弟相聚,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但是,苏轼后来没有去颍昌,那是因为他考虑靠近京师,怕再受打击,不适宜居住。二是苏轼在常州有田产,舒州则无。苏轼当初打算卜居舒州,曾希望李惟熙在舒州帮他置一点田产,但此事没有实现。三是常州有着浓郁的风土人情。苏轼《踏莎行·荆溪写景》赞美常州风光:“山秀芙蓉,溪明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临风慨相斩蛟人,长桥千载犹横跨。”常州还有钱济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据当代学者考证,苏轼曾十四次涉足常州。他爱上常州,曾向朝廷上书《乞常州居住表》。

孔凡礼在《苏东坡与舒州》对苏轼放弃卜居舒州,作出客观的论述,表达一种惋惜,未见说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朋友。

三、正史对李公麟的评价

《宋史·李公麟传》给李公麟作出高度的评价:“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这两句的大意是,李公麟胸襟气度超脱,名流雅士交口称誉他。正史的记载是正面的,未见劣迹记载。然而,正史“名士交誉之”的称赞到了笔记则变调为“以扇障面不一揖”的指责。有人信以为真,仅凭这则笔记信息,便把李公麟一棍打死,有失公允。

邵伯温的记载,他并非亲睹,只是听“晁以道言”。 其实,前人的笔记有许多记载并不真实。譬如,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东坡既迁黄冈,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王若虚《滹南诗话》引晁无咎的话:“眉山公之词短于情。”《长水日抄》载:“东坡谪惠州,林草制词,极其诋毁訾,云:‘轼罪恶甚,论法当死,先皇帝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亲,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虽轼辨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林,即林希。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皆出自此人的手笔。事实证明这三则笔记皆为不实之词。尤其是第三则,其语言之恶毒,强加于苏轼的罪名,可谓罪大恶极。难道,我们也信以为真,以此来评价苏轼?对待古书上的记载,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比较,去伪存真,不凭感情用事。

“以扇障面”是一桩历史公案。通过上述举例分析,应该作出公正的结论:“以扇障面”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谎言。现在我们冷静深思:为什么这则失实的笔记流传几百年不被识破?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到时候了,把给李公麟脸上抹黑的言论推翻,还历史一个真面目。

 

 

1〕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年版。

2〕  高秀芳、陈宏天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年版。

3〕  朱靖华《苏轼论》,京华出版社1997年版。

4〕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5〕  林语堂《苏东坡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7〕  孔凡礼《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苏东坡与舒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8〕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韩国强,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转自2016年第4期《苏轼研究》。

 


(作者:韩国强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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