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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考辨

时间:2018年02月06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6年第2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苏轼《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考辨

 

杨胜宽

 


内容提要  本文对苏轼《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一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和写赠对象进行了考辨分析,认为词的写作时间不是元丰三年或五年,而是元丰四年的重阳节;写作的地点不是涵辉楼,而是霞楼;赠主不是徐君猷,而是王巩。

关键词  苏轼  《南乡子》  涵辉楼  栖霞楼  徐君猷  王巩

 

一、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写作时间的争论

 

苏轼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时间长达四年多,成为其人生道路和生活态度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苏轼达到黄州贬所,时任知州为徐大受(字君猷),对苏轼颇为友善,将他安置在定惠院,随僧蔬食,令苏轼颇为感激。直到徐大受元丰六年(1983)四月罢黄州任,两人关系一直甚好,经常相聚,饮酒赋诗,颇有文人相得之趣。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一词,历来认为是苏轼重九在涵辉楼写呈知州徐君猷的。词云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回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1]35

至于这首词是哪一年的重阳节所写,研究者多存有分歧。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云:“(元丰五年)九月……重九,涵辉楼作《南乡子》,呈君猷。”[2]423将写作时间系在元丰五年(1082)。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附录·东坡乐府系年》 [3]309,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编注的《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从之。[4]221~222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以下简称《总案》):“(元丰三年)九月九日,与徐大受饮涵辉楼,作《南乡子》词。”引《本集·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调寄南乡子》词(从略),即此词。王氏又有案语云:“公《与王定国书》云:‘重九登栖霞楼,望君凄然,歌《千秋岁》,满坐识与不识,皆怀君,遂作词云云,即此词也。其两处不同如此。今并记之。”[5]359虽然王氏把词的写作时间定在元丰三年(1080),但他明显感到所引述的两则材料互相矛盾,因为两处说的作词地点不一样,一说涵辉楼,一说栖霞楼,他无法确定,所以只能并记存疑。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东坡黄州词目考订》从之。[6]161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以下简称《笺证》)否定五年、三年之说,认为此词作于元丰四年(1081)九月,“决不可移”,异常肯定。[7]289~292薛说是在对以上两种说法进行反驳,并对相关内证和旁证材料作了仔细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难怪其充满自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卷一亦主元丰四年之说。[8]323~324但薛氏分析材料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后文将进行举证,此略之。

以上诸家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一词,自南宋以迄当代,研究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该词写作的时间分歧上,对词的内容鲜少顾及,当涉及内容分析时,就会发现其与写作时间、地点的明显矛盾。对此,研究者要么采取模棱两可的办法,要么不顾矛盾固执己说,实际上,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二、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写作时间、地点的疑点

 

其实,引起笔者怀疑《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一词赠主为徐大受的,首先在于写作地点的不同说法。南宋以来,论者都认为《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是苏轼重阳节在涵辉楼与徐大受会饮时写赠对方的。到清代王文诰为苏诗作编年时,发现了苏轼《与王定国尺牍》第十二首涉及此词的相关内容,才让他注意到苏轼对于此词的写作地点,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兹抄录于下:

某递中领书及新诗,感慰无穷。得知君无恙,久居蛮夷中不郁郁,足矣,其他不足道也。马处厚行,曾奉书,必便达。不知今者为在何许,且盘桓桂州耶,为遂还任耶?重九登栖霞楼,望君凄然,歌《千秋岁》,满坐识与不识,皆怀君,遂作一词云……其卒章,则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君和诗也。(书信十二)[9]1520

与王巩的书信中所言之词,即《南乡子》(霜降水痕收),唯第二句末三字“露远洲”为“欲见洲”。提及的写作地点不是涵辉楼,而是栖霞楼。

关于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每年重九与徐大受会饮的地点,苏轼自己在《醉蓬莱》(笑劳生一梦)的词序中有清楚的交代:“余谪居黄,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今年公将去,乞郡湖南。念此惘然,故作此词。”表明他们每年重九会饮的地点,都是栖霞楼。所谓在黄州“三见重九”,从苏轼元丰三年二月在黄州开始计算,到元丰五年重九即为第三年遇重阳节,可知这首《醉蓬莱》是元丰五年重阳节他与徐君猷会饮栖霞楼所作。而薛瑞生《笺证》卷二考证《南乡子》(霜降水痕收)的写作时间,在引证《醉蓬莱》词序和王文诰《总案》卷二十一 “(元丰五年)九月九日徐大受携酒雪堂作《醉蓬莱》词”的材料之后,又根据词中有“对荒园搔首”一语,遂定该词为元丰五年重九苏轼在雪堂会饮赠徐大受之作。[7]292其实,无论看《醉蓬莱》的词序,还是词本身,根本就没有徐大受重九携酒访苏轼于雪堂的任何痕迹,王文诰所说不过想象而言;《笺证》又用“对荒园搔首”一语坐实“荒园”指“东坡”,离词序所言的真实情况就离得更远了。

既然《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词是苏轼元丰五年重阳节赠徐大受之作,那么,傅藻《东坡纪年录》把《南乡子》(霜降水痕收)系在元丰五年重阳节赠徐大受所作,显然就有问题了,因为同一年重九不可能写两首主题相同的词赠送同一个人,这也就是何以自清代以来的研究者们要对此词的写作时间提出不同说法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了。

那么,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作于元丰三年、四年两说的根据又怎么样呢?不妨分别进行辨析。

王文诰认定此词为元丰三年所作,是不可信的。反驳的主要根据,都在薛瑞生《笺证》关于此词写作时间的考证中,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上引的苏轼《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其十二)。因为信中明言王巩“久居蛮夷中不郁郁”,如果词为元丰三年重九所写,则此时王巩谪居宾州(今广西宾阳)贬所时间尚短,根本不可能如信中所说。苏轼在书信中还提及马处厚(名默)过黄州,请其代达致王巩的书信。王文诰因此认定马默元丰三年任宾州知州。经薛瑞生《笺证》的考证,证明也属臆断。

至于薛瑞生《笺证》认为《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词为元丰四年所作的说法,笔者有所从,亦有所疑焉。先说可疑之处。

首先是以《醉蓬莱》词的写作时间推定《南乡子》(霜降水痕收)的写作时间问题。《笺证》根据《醉蓬莱》词序所谓“余谪居黄,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证以王文诰《总案》卷二十一“九月九日徐大受携酒雪堂作《醉蓬莱》词”的说法,推定《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不作于元丰五年,而作于元丰四年。但是,上文已经证明,《总案》的说法并无依据,只是想当然而已。因此,《笺证》赖以确定的文献依据本不可靠,其结论自然难以服人。如果我们不受《总案》想当然之说的影响,而按照《醉蓬莱》词序之意,元丰五年重九苏轼与徐大受会饮栖霞楼,同样能更有力地证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一词不作于元丰五年,且更具说服力。

其次是以苏轼写给王巩的有关书信推定王巩到达宾州贬所的时间,由此证明《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其十二)写于元丰四年十月的时间问题。《笺证》通过分析苏轼与王巩书信二、四、六、八简的内容,认定王巩到达宾州的时间为元丰三年八九月间,这一结论未必准确。如果我们相信《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是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就可以清楚看出,苏轼写第一简时,王巩还没有确定贬谪的地点,而第二简就写在王巩到达贬所之后,因为信中有云:“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及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芥,然后知定国为可人。”(书信二)[9]1513~1514从第二简开始,都是苏轼在黄州与远在宾州的王巩之间的通信,用此后的书信去推断王巩到达贬所的时间,既不准确,也无必要。其实,“乌台诗案”在元丰二年十二月末结案后,朝廷明令要求遭贬谪的相关人员尽快押送上路赴贬所,不得拖延。所以苏轼在次年正月初一就踏上了去黄州的征程,于二月初到达贬所。尽管王巩到宾州的路途稍远,但不可能晚至八九月间。根据苏轼与王巩的书信推算,应该是在他抵达黄州之后不久,王巩就到了宾州,时间必在八九月之前。

另外,《笺证》也认为《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一词的写作地点题为“涵辉楼”有误,主张遵从苏轼《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其十二),应该改为“栖霞楼”。

栖霞楼和涵辉楼,是当时黄州的四大名楼之一,另外两楼分别是竹楼和月波楼。据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东坡黄州名胜足迹考》引述王葆心《黄州赤壁沿革考》云:“宋时之赤壁,有可考者,其时盖于竹楼、月波楼、栖霞楼、涵辉楼,迤西南而相差次。”[6]102四楼均坐落于赤壁山,差次而立,而栖霞楼位于郡城最高处,成为览胜观景的最佳去处,故都穆《舆地纪胜》称其“坐挹江山之胜,为一郡奇绝”。[6]104陆游《入蜀记》言其游东坡,登栖霞楼,有记云:“郡集于栖霞楼,本太守闾丘孝终公显所作。苏公乐府云:‘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正谓此楼也。下临大江,烟树微茫,远山数点,亦佳处也。楼颇华洁。先是郡有庆瑞堂,谓一故相所生之地,复毁以新此楼。”[10]532~533栖霞楼得名之由来,范成大《吴船录》亦有游览此楼后留下的记载:“栖霞楼,面势正对落日,晖景既堕,晴霞亘天末,并染川流,曛黄酣紫,映照上下,盖日日如此,命名有旨也。”[10]542既然四楼相距不远,苏轼与徐大受等朋友在重阳节一天之中次第游之,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造成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词写作地点的不同记载;但同样清楚的是,苏轼在《醉蓬莱》词(笑劳生一梦)中所作的交代:他和徐大受三个重阳节的会饮地点都是栖霞楼,这跟《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其十二)所说的作词地点完全吻合。因此,《东坡乐府》关于该词作于涵辉楼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笔者因此信从薛瑞生笺证》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作于元丰四年的观点,写作地点应为栖霞楼。

 

三、关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的赠主问题

 

究竟《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是否写赠徐大受的?以上已就词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的疑点进行了辨析。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回答这首词的赠主为谁。笔者以为,词的赠主不是徐大受,而是王巩。理由分述如下:

第一,根据苏轼《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其十二),说明《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是重阳节在栖霞楼与朋友(其中包括徐大受)会饮时,思念王巩所作。信中所说“重九登栖霞楼,望君凄然,歌《千秋岁》,满坐识与不识,皆怀君,遂作一词云……其卒章,则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君和诗也”云云,所歌之《千秋岁》,即苏轼元丰元年(1078)知徐州时与王巩共度重阳佳节时所作的一首词,题为《千秋岁·徐州重阳作》:

浅霜侵绿,发少仍新沐。冠直缝,巾横幅。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黄菊。秋露重,真珠落袖沾余馥。   坐上人如玉,花映花奴肉。蜂蝶乱,飞相逢。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须细看,晚来月上和银烛。[1]9

苏轼在黄州贬所,遇重阳佳节而歌此词,是为了表达他对王巩的怀念,不仅因为他们的交情长久而深厚[11],还因为他因自己遭贬牵累王巩而深怀歉疚。歌《千秋岁》之后,满坐的友人均很动情,想念远在宾州的王巩;苏轼情意未尽,遂作了《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这首词,表达物是人非的人间沧桑之感和想念王巩之意。故其后把全词抄录在书信中,送达所赠之人。

第二,从词的内容看,用在王巩身上则相宜,用于他人则不合适,所以赠主应该是王巩,而不是徐大受。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下阕末句,特意把他在徐州逍遥堂作的《九日次韵王巩》最后两句“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化用进去,立意巧妙,颇费匠心,诗云:

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

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

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12]870

他之所以特别化用诗的末两句,因为从那时算来,时间不过两三年,但似乎当初重九之诗一语成谶,他们的人生命运都沦落到了眼前蜂忧蝶愁的境地,真是造化弄人。抚今追昔,自然能够勾起两人无限的唏嘘感慨,那是只有他们两人才熟悉的人生体验和情景氛围,也只有他们两人才可以分享那份不言而喻的复杂感情,最能够引起彼此的情感共鸣,而不能,也不宜用在写赠徐大受的词中。

综上所述,题为《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的词,经过时贤和本文的研究证明,题中“涵辉楼”这一写作地点是错的,应是栖霞楼;赠主“徐君猷”是错的,应是王巩,正确的标题应该是《南乡子•重九栖霞楼赠王定国》;其写作的时间,在元丰四年(1081)重阳节,而非元丰三年或五年的重阳节。根据苏轼留存至今的词作,在元丰三、四、五三年的重阳节,虽然他与知州徐大受都游览了栖霞楼等名胜,但会饮的地点都在栖霞楼,其中只有元丰五年所作的《醉蓬莱》(笑劳生一梦)一词,是赠送给徐大受的。

以上就是本文围绕《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一词相关问题进行辨析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验之苏轼相关的诗文词和其它记载,应该是最相吻合的。

 

注释

[1]  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傅藻编撰东坡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  苏轼著《东坡乐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  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附录·东坡乐府系年》,巴蜀书社1992年版。

[4]  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5]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二十,巴蜀书社1985年版。

[6]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7]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卷二,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8]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

[11]  笔者另有《王巩与苏轼交谊考论》详述之,见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编《地方文化研究》(第七辑),巴蜀书社2014年版。

[1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转自2016年第2期《苏轼研究》。


(作者:杨胜宽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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