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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苏海 ——杨胜宽先生的苏轼研究道路

时间:2018年02月06日 信息来源:转自2009年第3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走入苏海

——杨胜宽先生的苏轼研究道路

 

何晓苇

 

杨胜宽先生曾受教于谭优学、赵怀德二先生,酷爱古典文学、研究古典文学,从大学时期起就已融入他的生命旅程。1986年从西南师大调入乐山师专,为了体现研究的地方特色,1990年夏申报了省级青年基金课题《苏轼人格研究》。这也是得益于曹慕樊先生的指点:治学须从“大家”入手。“道理在于:只有吃透‘大家’,才能了解古典文学的代表与精华;只有领略了‘大家’的世界,才能具备高屋建瓴的眼光,一览众山小,拿准对其他作家评价的尺度和分寸。”(杨胜宽《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苏轼人格研究历时一年半,于1992年底基本结束。三十三万字书稿直到1994年才印行。在此期间,书中的某些章节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其中有四篇文章分别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印转载。表明杨胜宽先生经过几年努力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反响。可以说,是苏轼人格研究开启了杨先生研究苏轼的学术历程,也是苏轼人格研究使杨先生以苏学专家之名立足于学界。曾有学者这么评价道:“杨胜宽的《苏轼人格研究》开拓了苏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古典作家研究方面,开了人格研究的先河。”(饶学刚《开拓苏学研究的新领域》)

苏轼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方面,他的文化性格、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子者虽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人格精神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会使人们从文化层面上来认识苏轼。杨先生对苏轼的人格魅力进行文化学阐释,可谓得风气之先。对于这样一位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物,杨先生在书中应如何去描述和阐释呢?

第一部分“理论篇”,苏轼人格的魅力事实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魅力。他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儒、道、释融化成为一种生活的智慧,并以一生去演绎这种文化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是传统文化的人格化身。苏轼的人格思想,反映出的正是苏轼力图融合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生理想。苏轼偏爱水,称“君子如水,因物赋形”,主张君子在进退出处上应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苏轼好竹,从竹意象中寄寓着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的人格操守。杨先生从这两个意象入手认为苏轼 “把君子的人格模式规定为‘柔外刚中’”,“柔外非奉迎屈服之谓,刚在其中,面临困难有必达之志,期于必胜;刚中非矫世骇俗之谓,柔其外形,进退出处灵活变通,既度其君,又度其身”。“柔外刚中”的人格模式融入了儒家刚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道家贵柔守雌、体道顺物的思想。“柔外刚中”是苏轼总的处世原则。杨先生进一步指出了苏轼言论中“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和“可以寓意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人生态度。这是苏轼在遭遇人生挫折以后,力求将儒道的思想智慧加以融会的人生价值意义追求:当儒家的入世精神受到挫伤后,走向道家的超然物外、自由高蹈,但并不逃世、避世,仍葆有儒家的操守与情怀,热爱生命、关怀民生。由此,儒道互补,儒与道得以圆满的融合。理想只是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还需要人生的历炼、反省和调整。

第二部分“特征篇”,不仅是对苏轼人格特征的多侧面的描述和全面的观照,而且也是对苏轼一生人格理想追求和实现过程的历史性探寻。天赋秉性的“生性狂直,与物多忤”,初入仕途的“锐于报国,拙于谋身”,政治实践中的“知易行难,恪守其中”,新旧党争中的“群而不党,交而不随”,与正统理学家争辩中所表现出的“情不离性,散而有为”,贬谪生涯中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最终成就了“气体内充,风华外焕,清远脱俗”的“美化人生”。苏轼性格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情景和人生变故中的自然而丰富的展现,使我们对苏轼的人格特征有了更深入而真实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部分“原因篇”,苏轼的人格理想追求,是在纵向的传统文化和横向的时代政治人文背景、地方文化、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必然选择。其分析细致、独到,新意迭见。

对杨先生而言,苏轼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苏轼本身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二是扩大到与苏轼相关联文人的研究。

苏轼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人生经历也多姿多彩。杨先生在《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曾将苏轼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美学观念、文学艺术创作、身世遭遇、文人交往、家庭亲情等统摄于人格特征的表现与形成的原因来考察,但主要结合人格特征来谈及,意犹未尽。故而,杨先生以专文的形式作了更为细密的阐述。如《苏轼的气论与养气方法》(《四川师大学报》年1993年2期)总结苏轼的养生之道;《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论述苏轼的儒道思想,以及在苏轼仕途生活中的作用;《道德人格与艺术生命的契合点》(《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3期)从苏轼道德修养的角度分析苏轼文章和绘画气韵生动的原因;《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2期)从“知之”、“好之”、“乐之”的三重境界,追溯其人格理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和统一的过程;《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2期)阐明苏轼在对陶渊明、杜甫其人其事的伟大价值的发掘中,联系其立身处世来确立文学创作中的风格、品味和价值的艺术演进历程。除此之外,在其它文章中还对苏轼的性情观、婚姻和感情生活、躬耕生活、利民思想、军事思想、赏罚观及其改革思想、礼制观、自然与任性观念作了深入的探讨。上述文章着力于苏轼其人其成就的某一方面的考察,分析的角度和观点颇有新意、发人深省。

先生在苏文研究上作了可贵的尝试。《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西南师大学报》1994年2期)是一篇关于东坡赋的考论文章。《说苏轼的论体散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和《论苏轼的记体散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0期)两篇文章则是分体散文研究的结晶。

关于与苏轼相关联文人的研究,杨先生主要以苏轼作为参照对象,来审视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文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创作理论和实践。如《苏轼与秦观用情的不同方式》(《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6期)一文,分析了苏轼与秦观都是性情中人,但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历程的原因,在于用情方式的不同。这是前人注意却未深究的一个话题。在其它相关文章中,他还探求了张耒文艺理论、创作实践,李之仪文艺思想与苏轼之间的关系

深受苏轼影响的文人不止以上作家。故杨先生把与苏轼相关联的文人纳入苏门作家群来作整体研究,背后贯穿着对北宋后期文学全面繁荣原因与宋代文学特征的思考。这一思考形成了《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一书。该书首先界定了苏门的概念,梳理、甄别和补充了苏门作家的核心成员与一般成员,研究了苏门作家群体的形成过程;其后考察了苏门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苏门人士的政治遭遇与人生经历;最后总结了苏门人士共同遵守和追求的人生观念、文学理想和行为准则,及其文学创作成就。此书体现了与《苏轼人格研究》一致的研究旨趣: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探寻具体问题的深层内涵,深刻认识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及其作用。文人集团形成于文人之间的交往,由文人群的交游能更深入探讨共同的文学趣尚,所以杨先生在研究苏门作家群体的过程中,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证苏轼与毕仲游、李王巳李之仪、李廌、米芾、陈师道、赵令畤、道潜等苏门文人之间的交往情况。从杨先生的研究路径来看,苏轼与宋代士林风气应是他下一步思考的重点。

杜学是杨胜宽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杜甫研究的成果收入《杜学与苏学》一书中。杜学与苏学构成了他学术研究的双璧。

 

何晓苇,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转自2009年第3期《苏轼研究》。

 


(作者:何晓苇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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