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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史料辨正九例

时间:2018年03月09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6年第2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苏轼史料辨正九例

 

赖正和

 


内容提要  本文就各书所载苏轼九项不一致或互相抵触的史料作比较、考辨,力求得到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关键词  苏轼  史料  辨正

 

我在写作《高处不胜寒》(《苏轼全传》之开封卷)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史料对同一事件各说不一,甚至互相矛盾。我是一个愚直的人,便不惜花费很多时间去研究考辨,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有时候为了辨正一个问题,前后须花去两三天时间,其间往往要几次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我写完《高处不胜寒》,总共考辨了26个问题,总共大约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现在,我将我辨正的对苏学研究者有参考意义的史料挑出九条来,写成这篇《苏轼史料辨正九例》。

文中说到的月份,均指农历月份。

第一例,苏轼初次进入东京的时间。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1〕(后文简称《年谱》)卷二记为嘉祐元年(1056)“五六月间,抵京师”。依据是苏洵《上韩枢密书》:“比来京师,游阡陌间,……盖时五六月矣。”

清人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2〕(后文简称《总案》)卷一记为嘉祐元年“五月抵京师”。依据之一是苏洵《上韩枢密书》;依据之二是苏轼《牛口见月》所叙京师水灾与《本纪》所载嘉祐元年五月“京师大雨”吻合。

李一冰《苏东坡大传》〔3〕(后文简称《大传》)第一章第七节:苏轼一行“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了京师,已经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间了。”

苏轼初次到东京的时间,《年谱》说是嘉祐元年“五六月间”,究竟是五月还是六月,未加肯定;《总案》和《大传》明确说是五月。我们采用哪一种说法更为恰当?

《续资治通鉴》第五十六卷记载:嘉祐元年从五月起大雨不止,水位升至安上门,门关折断,冲毁公私房屋数万所,城中须用木筏才能通行。苏洵和苏轼的作品都叙及京师水灾状况,与史书记载吻合。但是,水灾直到七月才慢慢消退。因此,苏洵、苏轼所记水灾,有可能是在五月所见,但也可能是在六月、七月所见。《总案》据苏洵、苏轼作品记叙了水灾,就断定苏轼“五月抵京师”,缺乏完全的说服力。

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是在嘉祐元年三月末尾由眉山老家出发赴东京的。这年闰三月。他们经成都,过剑门,出褒斜,入扶风,到长安。苏洵在长安作《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昨者东入秦,大麦黄满田。”苏洵说他昨天进入秦地(西安一带),看见满田都是黄了的大麦。也就是说满田的麦子已经成熟,但还没有收割。我大女儿的西安同学告诉我:西安一带的麦子在芒种前十天左右黄,芒种时节收割。芒种一般在五月初一。因此,苏轼父子三人应该是在芒种之前几天,即在四月下旬到达西安的。

苏轼父子从长安出发东行,在五月之内到达东京应当不成问题。

所以,苏轼初次进入东京的时间,定在元祐元年五月较为恰当。

第二例,梅尧臣看到苏轼、苏辙时,他们年纪是否还很小。

《大传》第一章第七节写道:“梅尧臣是老苏的老朋友,他看到轼、辙兄弟时,他们的年纪都还很小。”

梅尧臣(字圣俞)最初看到苏轼、苏辙时,他们真的还很小吗?

梅尧臣是安徽宣城人,因从父而受封荫得官,曾任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继知建德县、襄城县,后监湖州盐税,任忠武军、镇安军签判,再监永济仓,嘉祐元年任国子监直讲。从其简历看,他没有在四川做过官,也没有到过眉山的经历。而苏轼、苏辙在赴京应试前又不曾出过川。所以,苏轼、苏辙在赴京应试前,没有被梅尧臣看见的可能。

苏轼考中进士后有《上梅直讲书》,说,“轼七八岁时”,就听说有欧阳公,“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但“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逾年,未尝窥其门”。由这段话可知,苏轼在考中进士之前,没有见过梅尧臣。

因此,《大传》说梅尧臣看到苏轼、苏辙时,他们年纪都还很小,不确。

由上述史料可以推断,苏洵跟梅尧臣应当是于元祐元年在东京相遇而开始交游的。从苏洵《与梅圣俞书》和梅圣俞《题老人泉寄苏明允》可以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说,知心知意。可惜梅圣俞于嘉祐五年(1060)四月八日就去世了,苏洵跟他交游的时间仅有四年左右。

有人会问,苏轼曾说其父与梅圣俞交游时,他和子由“年甚少”,该怎么理解呢?是的,《苏轼文集》〔4〕(后简称《文集》)卷六十八《书圣俞赠欧阳阀诗后》写道:“先君与圣俞游时,余与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圣俞极称之。”这里的年少,就是年轻的意思;年甚少,就是很年轻。比如,人们称张学良为“少帅”,就是年轻的统帅。苏洵跟梅圣俞交游时,苏轼、苏辙都才二十大点,故说“年甚少”是恰当的。

第三例,苏轼、苏辙开始寓居怀远驿的时间,以及由何处移居怀远驿。

《年谱》卷四把苏轼“与弟寓居怀远驿”开始的时间记在嘉祐五年(1060)六月十四日之后、八月初八之前,但没有说明依据什么。在嘉祐六年(1061)又记:苏轼“与弟继续寓居怀远驿”。

《总案》卷二记:“嘉祐六年辛丑。正月,公与子由既举制策,移居怀远驿中”。依据是苏轼在《感旧诗》序中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科,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

《大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写道:“翌年(嘉祐六年)正月”,苏轼苏辙“便从西冈移往……怀远驿居住”。

苏轼与苏辙开始寓居怀远驿的时间,《年谱》定在嘉祐五年六至八月之间,《总案》和《大传》都定在嘉祐六年正月。应当采用哪一种说法?

苏轼在《感旧诗》序中明确说,他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时,他们寓居怀远驿。而在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的这一年,正是嘉祐六年。故,把苏轼、苏辙寓居怀远驿的时间定为嘉祐六年是恰当的。如果他们在嘉祐五年就已经寓居怀远驿,苏轼就应当改写《感旧诗》序。

再说,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是在嘉祐五年二月中旬到达东京的,三月苏轼、苏辙去流内铨调官,约在五月苏轼得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欧阳修举荐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是在苏轼得福昌县主簿之后,大约已在六月间了。参加制科考试的考生经大臣举荐,须再经审核批准之后,方可作数。苏轼、苏辙应当在被批准参加制科考试之后,才有可能为了专心备考而寓居怀远驿。所以,他们不大可能在这一年的六至八月间就去怀远驿寓居。

苏轼、苏辙在嘉祐六年寓居怀远驿,这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在正月移居怀远驿的呢?《总案》和《大传》都没有列出依据。我也没有查到切实可信的史料。这个问题尚须继续研究。

《大传》说苏轼、苏辙是由西冈移居怀远驿的,欠当。

嘉祐五年二月,三苏父子抵京,是在西冈租房居住。但因京师消费高,为了节省开支,后来就迁到京东87里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居住了。苏辙《辛丑除日寄子瞻》:“居梁不耐贫,投杞避糠覈。”这两句诗就是描写这一情形的。战国时魏惠王迁都开封,定名为大梁;东魏则在开封设梁州。所以,苏辙诗句中的“梁”指开封;“杞”则指雍丘。苏洵在嘉祐五年八月初八以后所作《谢赵司谏书》,说他“寓居雍丘,无故不至京师”。由此可知,苏轼、苏辙必然是由雍丘而不是由西冈移居怀远驿的。

第四例,苏轼安葬元配妻子王弗的时间。

《年谱》卷六记载:“治平三年(1066)。六月,遵父洵命,葬妻王弗于母程夫人墓侧。”此条下说,“谓乃弗卒之明年,即今年。”然后又说,“弗之葬,疑为治平四年(1067)六月事,以本年六月,轼犹未归蜀。姑志此待考。”

《大传》第二章第四节记载:“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于……老翁泉;同时葬王弗夫人于其侧”。

以上两书说王弗安葬时间有三:治平三年六月;疑为治平四年六月;治平四年八月。

为了讨论方便,我把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跟安葬王弗相关的话抄录在下面: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

苏轼明确说安葬王弗是在六月,《大传》说是在八月,当然不对。

那么,究竟是在治平三年的六月,还是在治平四年的六月?

孔凡礼先生认为应该是在治平四年六月,理由是治平三年六月,苏轼尚未归蜀。是的,苏洵于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京师病逝,苏轼、苏辙于治平三年六月才用船载父亲灵柩及王弗棺木启程回川。也就是说,治平三年六月王弗棺木还没有运回四川,当然不可能就把她安葬在眉山了。孔凡礼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

但是,孔凡礼先生又把安葬王弗记载于治平三年六月。原因是,他认为苏轼自己说“其明年六月壬午”安葬王弗,“其明年”即“谓乃弗卒之明年”,就是治平三年,故“姑志此待考”。孔凡礼先生对苏轼的这段话怕是误解了。

我们首先考察苏轼何时写《亡妻王氏墓志铭》。

王弗是在治平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去世的,苏洵是在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去世的,故苏轼说“未期年而先君没”。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写到“先君没”,证明该《墓志铭》必然是在苏洵去世后所写,即治平三年四月以后所写。如果是在王弗去世的当年(即治平二年)所写,就绝不会有“未期年而先君没”这一句子。

一旦确定《亡妻王氏墓志铭》是苏轼于治平三年所写,那么说“其明年六月”即治平四年六月安葬王弗,就顺理成章了。

故,安葬王弗的时间,肯定是治平四年六月。

第五例,弹劾苏轼贩运私盐、苏木。

林希《野史》:“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一引用右正言刘安世的话:“景温天资奸侫,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归蜀,乘舟商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四载司马光对神宗皇帝说:“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亲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

苏轼《与子明九首》之三:“轼到阙二年,以论事方拙,大忤权贵,近令南床捃摭弹劾……”(南床代指侍御史)

景温即谢景温,其妹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石将他拔擢为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的副长官),成为王安石的鹰犬。

林希说谢景温弹劾苏轼贩运私盐、苏木,于是王安石大喜;刘世安说谢景温为了迎合王安石之意而弹劾苏轼。他们的话有一个共同点:是谢景温主动弹劾苏轼。

司马光说王安石使用鹰犬谢景温攻击苏轼;苏轼自己则说是王安石(权贵)命令侍御史搜集材料弹劾他。司马光和苏轼的话也有一个共同点:是王安石指使谢景温弹劾苏轼。

这场弹劾,完全是栽赃陷害。如果是王安石指使谢景温干的,王安石就不太光明磊落了。

究竟是不是王安石指使谢景温弹劾的?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五《苏轼立朝大概》记载:苏轼有个外弟,跟苏轼不和洽,王安石就召见他,询问苏轼的过失。这位外弟便说苏轼丁忧时贩私盐、苏木。王安石听后大喜。这条史料证明,说苏轼贩运私盐、苏木,是王安石苦心搜集到的苏轼的“罪证”。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载: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初六日,王安石对神宗皇帝说:苏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这条史料证明,在谢景温弹劾苏轼之前两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皇帝密告苏轼贩运苏木。

上述史料表明,说苏轼贩运私盐、苏木这条黑材料,是掌握在王安石手里的。在苏轼一再批评新法的时候,他非常恨怒苏轼,再也无法容忍苏轼跟他作对。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形势之下,他抛出手中的“钢鞭”材料,叫自己的鹰犬、负纠弹之责的侍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就成为必然。

故,王安石指使谢景温弹劾苏轼,是基本可信的。

第六例,苏轼担任试中书舍人的起始时间。

《文集》卷二十七《缴进范子渊词头状》:“元祐元年二月八日〔5〕,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这段文字显示:元祐元年(1086)二月八日,苏轼已经担任试中书舍人。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元祐元年,公(指苏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6〕,迁中书舍人。”

《总案》卷二十七记载:元祐元年“三月告下”,苏轼“迁中书舍人”。并明确说:“盖公(指苏轼)以三月初间迁中书舍人。”

《苏轼诗集》〔7〕(后简称《诗集》)卷二十七《诰案》:“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正月,(苏轼)入侍延和殿,三月除中书舍人。”

《大传》第八章第三节:元祐元年三月,特诏苏轼免试担任试中书舍人。

《续资治通鉴》第七十九卷记载: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任命起居舍人苏轼为试中书舍人。

《年谱》卷二十五记载: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依据来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一。

前面两条资料都说苏轼在元祐元年二月迁任试中书舍人。

后面五条资料都说苏轼在元祐元年三月迁任试中书舍人,不同的是王文诰认为是三月初间,而《年谱》、《续资治通鉴》均记为三月十四日。

我首先要说,元祐元年二月八日,苏轼肯定还没有担任中书舍人。因为苏轼有诗题为《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下旬就任起居舍人。起居舍人办公的地方叫起居院。而中书舍人办公地方是在中书省舍人院。元祐元年二月八日退朝之后,苏轼独自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并作诗。这表明苏轼在元祐元年二月八日还没有离开起居院,也就是说他还担任着起居舍人。这是苏轼在二月八日还没有担任试中书舍人的铁证。

可是,《缴进范子渊词头状》写着苏轼以试中书舍人的身份于元祐元年二月八日缴进范子渊词头,又当如何解释呢?也许正因为不好解释,《年谱》干脆避而不记苏轼缴进范子渊词头这件事。王文诰则认为是将“三月八日”误作“二月八日”了,并干脆把苏轼缴进范子渊词头状这件事记为“三月八日”。既然苏轼以试中书舍人身份于“三月八日”缴进范子渊词头,那么苏轼就必然于三月初迁任试中书舍人。这就是王文诰确定苏轼于元祐元年三月初迁试中书舍人的缘由之一。

苏轼会不会在元祐元年二月迁任试中书舍人呢?

苏轼《辞免中书舍人状》中有一段话足以证明苏轼不会在元祐元年二月迁任试中书舍人——他说:“臣顷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他在元丰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擢任起居舍人,即所谓右史。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所以必然出入禁闼。“出入禁闼三月有余”,又免试迁任试中书舍人,即所谓“冒荣直授,躐众骤迁”。元祐元年闰二月。从上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算起,苏轼担任起居舍人“三月有余”,即迁任试中书舍人,那就应该是在闰二月十八日以后。如果苏轼在元祐元年二月迁任试中书舍人,那么他出入禁闼的时间最多只有“二月有余”,与苏轼所说“三月有余”相抵触。

所谓“三月有余”,即超过三月而不足四月,这个时段应该是在元祐元年闰二月十八日之后至三月十八日之前。后面五条资料一致认定苏轼是在元祐元年三月迁任试中书舍人的。这个认定,与苏轼所说的“三月有余”相合。

但是,王文诰认为苏轼迁任试中书舍人是在元祐元年三月初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年谱》采用其说法)和《续资治通鉴》均记为三月十四日。我认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都是比较严肃的史书,所以,我主张采信它们的说法。

至于《缴进范子渊词头状》究竟是何月何日所写?《七集·奏议集》卷三将“八日”写作“二十八日”。但苏轼在二月二十八日尚未迁任试中书舍人。故这件状子的写作时间,只能存疑待考。

另外,苏轼迁任的是“试中书舍人”。苏轼《谢中书舍人表二首》均说:“伏奉制命,授臣试中书舍人。”《缴进吴荀词头状》:“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乞罢详定役法札子》:“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札子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一长串,足以证明苏轼担任的确是“试中书舍人”。“试中书舍人”这个官称中的“试”字,是不能随便省去的。因为宋朝规定,在官称前加“试”字表示任职的官员的寄禄官阶比实际职务低二品以上。所以,有些文章写到苏轼迁任试中书舍人时,图简便,随意省去“试”字,是不够严谨的。

第七例,苏轼上奏《论给田募役状》的时间。

《年谱》卷二十五记载:元祐元年二月一日,苏轼“奏请行给田募役法”,“奏文乃《文集》卷二十六《论给田募役状》”。

又载:二月二十八日“置详定役法所”。“同日,送《论给田募役状》于役法所”。

又载:四月六日,“王岩叟论给田募役十弊。苏轼之议寻格”。

以上三项记载是说:苏轼于元祐元年二月一日上奏《论给田募役状》;二月二十八日,太皇太后高氏将苏轼的《论给田募役状》发到刚设置的详定役法所讨论研究;四月六日王岩叟即上书批驳苏轼的《论给田募役状》,于是苏轼的建议即被搁置。

《年谱》卷二十六又记载:元祐二年二月一日,苏轼“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并注明“前连《论给田募役状》”。

《总案》卷二十八也记载: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

那么,苏轼《论给田募役状》上奏的时间究竟是元祐元年二月一日,还是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苏轼的《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写明是元祐二年二月一日上奏的,并在标题下注明“前连元丰八年十二月奏状”。“元丰八年十二月奏状”就是《论给田募役状》。他在这件札子中明确说:《论给田募役状》草成之后没有果断上奏,“近因论事已具……”才“缴连申奏”。

既然《论给田募役状》草成之后没有果断上奏,至元祐二年二月一日才“缴连申奏”,《年谱》为什么记作元祐元年二月一日就上奏了呢?《年谱》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注文说,王岩叟云“复行差役法方数日,轼有此议”;复行差役法是在元祐元年二月六日,如果苏轼在此时没有上《论给田募役状》,王岩叟怎么会在四月六日批驳苏轼的建议呢?因此,《年谱》确定苏轼上奏《论给田募役状》的时间为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我认为其注文由推测而下结论,不可靠。苏轼在《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中明明白白地说《论给田募役状》是在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缴进的,注者却不相信苏轼的原话,要去推测而下结论,这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

注者之所以错误推论,是因为他不知道苏轼在“复行差役法方数日”所上奏的不是《论给田募役状》,而是论“招差衙前利害”状,也不知道王岩叟批驳的不是《论给田募役状》,而是论“招差衙前利害”状。苏轼文集未载论“招差衙前利害”状,所以后人没有看到,连标题也无从知道。这是使注者错误推论的原因,也是《年谱》错误地把苏轼《论给田募役状》上奏时间定在元祐元年二月一日的原因。

读者会问:既然苏轼文集未载论“招差衙前利害”状,你怎么知道有这件状子?我可以明确回答:只要认真仔细研读苏轼的原著,就可以找到答案。

苏轼在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所上的《乞罢详定役法札子》说:“臣近奏为论招差衙前利害,所见偏执……”同时向三省所呈《申省乞罢详定役法状》亦说:“轼近奏论招差衙前利害,盖缘所见偏执,是致所议不同……”

苏轼在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上奏的第二首《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说:“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及蒙差臣详定役法……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因乞罢详定役法。”

苏轼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其一,他确曾上奏论“招差衙前利害”状;其二,他上奏这件状子的时间是在元祐元年二月六日之后,也就是王岩叟所说的“复行差役法方数日”。由此可知王岩叟所批驳的就是这件奏状;其三,他在执政和其他大臣都不听取他的建议之后才上奏这件状子;上奏之后又遭王岩叟等人批驳而被搁置。于是,他在气忿之下而请求罢免自己的详定役法(临时官职)。

至此可以这样作结论:首先,苏轼《论给田募役状》确是在元祐二年二月一日上奏的;其次,将《论给田募役状》上奏时间误定在元祐元年二月一日,是因为把王岩叟批驳苏轼论“招差衙前利害”误为批驳《论给田募役状》了。

第八例,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时间。

《年谱》卷二十五记载:元祐元年(1086)九月十二日,苏轼“以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依据是《长编》、《实录》和《宋史·哲宗纪》所记。

《续资治通鉴》第八十卷记载: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任命试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

《总案》卷二十七,在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后记载:“诰下,(苏轼)迁翰林学士知制诰”。

《诗集》卷二十七《诰案》:苏轼“八月擢翰林学士知制诰。”

《大传》第八章第五节写道:“元祐元年八月间,(苏轼)又蒙太皇太后诏迁翰林学士、知制诰。”

从上列资料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说苏轼是在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只有王文诰主张苏轼是在八月二十二日之后、九月之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而《大传》的作者李一冰采取了他的说法。

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时间,我们应当采取哪一种说法更合理呢?

苏轼于元祐元年“八月四日”上奏《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自署官衔为“试中书舍人”,这是现在可见的他担任中书舍人最后所上的奏状;苏轼于“元祐元年九月 x 日”上奏《论每事降诏约束状》,自署官衔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现在可见的他担任翰林学士最早所上的奏章。可见,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时间是在“八月四日”至“九月 x 日”之间。只可惜“九月 x 日”没有填明究竟是几日。

苏轼所撰《明堂赦文》题下注明“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这个日期应当是皇帝公布赦文的日期,而不是撰写赦文的日期。因为哲宗皇帝大享明堂,先帝神宗附祭于先祖,大赦天下,是在九月六日,赦文当在这天向天下公布。那么,赦文就必须在九月六日之前撰写好。苏轼接受撰写赦文的任务,然后撰写好,再通过太皇太后或宰执大臣审定,然后修改定稿,没有至少两三天时间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苏轼必然是在九月六日之前几天接受撰写赦文任务的。

唐宋时代,中书舍人所撰写的诏敕称外制,翰林学士所撰写的诰谕称内制。《明堂赦文》属内制,在《苏轼文集》第四十卷与《西京德音赦文》和《德音赦文》合编为《内制赦文》。这就是说,苏轼撰写《明堂赦文》时,已经是翰林学士了。如果苏轼于九月十二日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那么在九月十二日之前,他还是中书舍人,而中书舍人是不可以撰写内制的。

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他给哲宗皇帝和太皇太后高氏上了《辞免翰林学士第一状》,未获允许,于是再上《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仍未获允许,之后才被宣召进入翰林学士院,履行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责,之后才接受撰写《明堂赦文》的任务。苏轼一次辞免、二次辞免,也必然花去几天时间。

把苏轼两次辞免所花时间和撰写赦文所用时间加起来,再少也是七八天。这样算下来,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时间不能不在八月之内、九月之前。

所以,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时间,我采用了王文诰的说法。

第九例,苏轼上《谢御膳表》的时间。

苏轼《谢御膳表》说:“臣伏蒙圣恩,特赐宽假将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临赐御膳,问其治疗之增损,督以朝参之日辰。”

苏轼所说的“今月七日 ”是何年何月的“七日”?

《年谱》卷二十七记为:元祐三年(1088)十一月“七日,中使临赐御膳问疾,有谢表。旋复起就职”。

《总案》卷三十记为:元祐三年“十月七日,赐御膳,进谢赐表”。

谁的记载正确?

查《文集》卷二十九《乞郡札子》说:“……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实亦有故。”这件札子写明是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奏的。由此可知:一、苏轼在十月十七日之前没有“起就职事”;二、圣慈曾经派人慰问他,赐给假日让他养病。

《文集》卷六十八《书出局诗》说:“今日局中早出,阴晦欲雪,而子由在户部晚出,作此数句。”文末写明是“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此可证明苏轼于十月二十三日已经上班。

《诗集》卷三十有一首诗的标题是《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宫烛、法酒,书呈同院》。由此可知:一、十一月一日,苏轼已在玉堂值班;二、苏轼“卧病逾月”,那么他当在九月就开始卧病了。

根据以上所举苏轼的文字,可以排出苏轼这段时间的“日程表”:

九月,苏轼卧病。圣慈遣使存问,并赐病假;

十月七日,圣慈再遣使赐御膳,问病情,催他上班。他上奏《谢御膳表》;

十月十七日之前,苏轼没有“起就职事”;

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已经上班;

十一月一日,苏轼在玉堂值班。

因此,《年谱》将苏轼上奏《谢御膳表》的时间记为元祐三年十一月七日,并说苏轼是在十一月七日之后“复起就职”,有误。

也许读者读了这篇文字,会认为我在钻牛角尖,而且钻的是不值得钻的牛角尖,比如辨正苏轼上奏表状、札子的日期,担任某某官职的时间,等等,无关痛痒,意义不大;应当去研究苏轼的思想主张,研究苏轼的文学艺术。是的,苏轼的思想主张和文学艺术是非常需要我们研究的。但是,苏轼不是如我如你一样的普通人,而是世界上极其少有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 对于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记载哪怕是片纸只言,都应当力求正确,力求符合历史真实。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地理解、认识苏轼。我是苏轼的同乡后学,是苏轼的忠实粉丝,发现对苏轼的记载不准确,就想把它搞清楚弄明白。否则心就不安,就觉得对不起家乡的先贤苏轼。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写这篇文字的。

 

注释

〔1〕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2〕  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

〔3〕  李一冰著《苏东坡大传》,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4〕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七集·奏议集》卷三“八日” 作“二十八日”。

〔6〕  中华书局1990年第1版《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为“二年,迁中书舍人” 。经查其他版本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均为“二月,迁中书舍人”。“二年,迁中书舍人”显然有误。

〔7〕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赖正和,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转自2016年第2期《苏轼研究》。


(作者:赖正和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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