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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独出奇谈 ——赖正和先生研究苏东坡的艰辛历程

时间:2018年03月09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0年第4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潜心研究,独出奇谈

——赖正和先生研究苏东坡的艰辛历程

 

柳  絮

 


二十几年前,赖正和先生还在主持文学季刊《沫水》的工作,我捧着我创作的小说初稿去登门求教。他叫我把稿子留下,抽时间帮我看。闲谈间,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插着十来本有关苏东坡的书,忍不住走过去抽出几本来翻翻。那本《苏轼文选》和那本《苏轼诗选注》里面的文字都是竖排的,一看版权页,竟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封面已经磨得很旧了。书里有不少用红、蓝两种颜色画的圈圈杠杠,还有为生僻字注的拼音,天头、地脚也有用红、蓝两种颜色批的文字,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竟有四五句,我认得是正和先生的笔迹。这使我很是惊讶——我知道正和先生一直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辅导、培养业余文学作者,还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已经够累的了,没想到他还这么认真仔细地阅读苏东坡的著作。

我问他:“您喜欢苏东坡的东西?”

他说:“我是地道的眉山人,比眉山先贤苏东坡恰好小九百岁。小时候常随父兄拜谒眉山三苏祠,听讲三苏的故事,学读三苏祠里的楹联和碑文,在稚嫩的心田里播下了崇敬三苏的种子。稍长,学了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对苏东坡的崇拜竟急剧升温。慢慢地,便产生了阅读苏东坡著作的渴望。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见到有关苏东坡的书就想买到手,你翻的这六七本就都是在五十年代买到的。有空,就读它几页,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我在书架上抽出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想借回去读读。历来很大方的正和先生却吝啬起来,要我打借条,要我限期归还,还一再叮嘱我爱护书,千万别弄脏弄破弄丢。我心里明白,他是把这些书当宝贝的。

九十年代初,我突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仅有两千多字的文章,却标着一个很长的标题:《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具有革新思想和主张的政治家》,作者竟是正和先生。这使我再次惊讶——这阵正和先生同时主持着旅游文化杂志《峨眉山与乐山大佛》和《乐山文化艺术报》的工作,也还继续创作文学作品,时间十分紧迫,可怎么一下子写出了这么一篇带有学术价值的研讨文章来了?后来见了面,他告诉我,他一直没有中止搜集和研读苏东坡的著作,原本打算在素材积累够了也思索透了之后,以苏东坡为主人公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谁知在研读一些资料时发现,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苏东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政治角度评说苏东坡的意见就众说纷纭了,竟有不少人认定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是改革的反对派。他在苏东坡著作的多年研读中,总觉得只把苏东坡看作伟大的文学家是很不够的,苏东坡在政治变革方面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也是很值得肯定的,苏东坡也是封建时代的一个进步的政治改革家。所以,他写了这篇短短的论文,抛出他的观点。我说,用这么一个递进复句做标题显得太冗长了。他却说,标题就是他的观点,也是论文的结论,就是要直白而明确地告诉读者。

九十年代末期,眉山地委宣传部约刚刚退休的正和先生写一部关于苏东坡政治主张的书稿,他欣然应允。他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又用了半年时间专心专意地研读苏东坡的原著以及相关书籍,待有了自己的较为成熟的基本合符历史的认识之后,才动笔撰写。这时,他所在的单位重新调整了住房,他家的上下左右邻居一户一户地接着装修房子。从早到晚,电钻、电锯的刺耳尖叫和铁锤砸墙的撞击声接连不断,别说写文章,就是喝茶打麻将也不行。可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在各种噪音的包围攻击中提起笔来。经过半年的艰苦笔耕,书稿终于杀青。我是这部书稿的第一读者。读完后,我第三次感到惊讶——我原以为正和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形象思维应当是他的强项,没想到他的逻辑思维也竟然如此严密,推理竟然严丝合缝,把一部论著写得这么有说服力。这部书稿在2001年出版时定名为《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我认为正和先生的这本书对当时的苏学研究作了一定的贡献。什么贡献?其一,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苏东坡的政治变革主张,肯定苏东坡“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有一整套政治变革主张的政治改革家”。别以为这一点“不新鲜”,前两年还有个名校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讲苏东坡是反对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呢!其二,他将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的政治改革主张作全面比较分折,归纳出他们的“一同三异”:“一同”是他们都认识到当时的政治非改革不可,都主张改革,而且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主张。“一异”是苏东坡强调富民,王安石强调富国。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正和先生比喻说:“苏轼与王安石抱着对时局的相同认识,一同站到改革的起跑线上,但他们跑向的目的地不同,一个跑向‘裕民’;一个奔向‘富国’。”“二异”是苏东坡强调“任人”,王安石强调“任法”。“三异”是苏东坡主张“渐变”,王安石主张“急进”。当下出版的好些苏学著作,也还往往仅说到苏、王改革主张在方式方法上的差别,没有看到在改革目标上的根本不同,而正和先生在十年前就论证了这一点。其三,正和先生“胆大妄为”地提出了“苏轼反王正确说”。他写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主要是为国家兴利敛财,对人民没有多大好处,也并没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一看到‘变法’二字就高唱赞歌,要看变法的实质,要看变法对人民是否确有好处,看是把人民的生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反对新法‘向人民要钱’,加重人民的负担,所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质是为人民代言,根本没错。”“如果站在神宗、王安石一边来看,肯定会说苏轼反对新法是反对错了;如果站在受害的老百姓一边来看,就肯定会说苏轼反对新法是反对对了,而不是反对错了!”十年前我读这些文字时,还替正和先生捏把汗,担心会被人指斥为“奇谈怪论”。就今天来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敢这么说。因此,我一直认为这本书具有超前的思想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正和先生退休后,将大部时间和精力用来研读苏东坡的原著。他说,做学问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只能作参考。如果不研读原著,轻信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往往会“上当受骗”。真正做学问,应该从原著中去发现、挖掘一些新的独到的东西,不去吃现成的糢,更不去吃别人吃过的糢。这样做,当然很费劲,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写出很多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所以,追求快速出名的人不肯这么做,追求经济效益的人更不会这么做。有些人找到了捷径,那就是充分利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挑挑拣拣,拼拼凑凑,修修补补,便弄出一本书来。这样的作品有何价值?自欺欺人罢了!正和先生这么说,也这么做。他把《苏轼文集》翻来复去地研读,绿色封皮竟磨出了不少白色来,内页的白色边沿也因翻的回数太多而变黑了。近几年他发表的有关苏东坡的论文,都是以苏东坡的原著做根据的,所以很有说服力,别人很难驳倒他。他在《苏东坡与王朝云》一文中,用苏东坡自己的说法来论证王朝云是不是苏东坡的“第三任妻子”,在《再说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一文中,用苏东坡自己的话来论证苏东坡当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就是很好的例子。

几年前,我在正和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奇怪的书——64开的,有一寸多厚,周边没有切整齐,书脊上用胶粘贴着黄绫。这是什么书呀?我好奇地抽出来看,原是一册手写本,封面上写着“苏东坡从政年谱”七个字,内文依年次列出苏东坡从政的主要活动和业迹。我一看就认出这是正和先生的手迹。我说,“您怎么不买一本,却花这么多工夫来抄写?”他笑道:“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呀!这是我自己编纂的,便于自己使用。”他接着告诉我,多年以来不少人研究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取得很多很好的成果,但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没法回避,所以好些学者便不去研究苏东坡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而他却“愿意蹚这潭浑水”,一直把苏东坡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实践(简称“四政”)作为研究重点。最近几年他写了30多万字的苏学论文,其中多半是讨论东坡“四政”的,其中一些论文受到好评。例如,《读<康震评说苏东坡>后与康震先生商榷》发表时,编者在《本期导读》中评介说:该文“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不落言筌,振聋发聩”。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则说:该文“用大量事实,对北师大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康震关于苏东坡政治保守、反对改革以及打击报复改革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对苏东坡、王安石二人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比较研究,更加突出了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这样的文章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可读性强。”《综述》还对正和先生的《苏东坡一生为民请命》一文作了评述:该文“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苏东坡的为官之道和做官原则,揭示了苏东坡亲民爱民的这一高尚品质,这无疑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最近在黄冈举办的“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上,饶学刚教授握着正和先生的手称赞他是“苏东坡的卫士”。从这些评介、评价可以看出,正和先生的苏学论文是有一定质量和影响的,也反证他在苏学研究中的认真和严谨。

近日,正和先生对我说,安徽有个叫史钧的大学教师出版了一本《苏东坡这个人》,用十分下流的语言给苏东坡泼脏水。正和先生非常气愤,想把自己近几年写的苏学论文结集出版,以对抗史钧散播的坏影响。可是,现在的出版社多以求利为目的,不肯出版这种赚不到钱的纯学术著作,有关部门又不肯给予补贴,“难产”就在所难免了。但他并未放弃结集出版的想法。他打算自己筹措一些出版经费,再求苏东坡的铁杆粉丝(有钱的)资助一些。我听他这么说,既佩服他的执著,心里也涌起阵阵难言的酸楚。但愿他的论文集能够面世。

 

柳絮,四川省乐山长征制药厂干部。转自2010年第4期《苏轼研究》。


(作者:柳絮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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