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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哲思与国学

时间:2018年05月08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4年第4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闲谈哲思与国学

 

刘小川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后来知道那是哲思的萌芽。小时候天天疯玩,天上都是脚板印,感觉、意绪何止几千种,打下了现实感的比较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上的读与思,庶几能获得穿透力。思想所到之处,生活扑面而来。每每有读者对《品中国文人》、《苏东坡》感到好奇:写几十个标志性的大文豪,那要查多少资料啊?蒋子龙先生不久前来眉山,也问这问题。其实不用查太多的史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更能扑向思索,提取人物的生命精华,描绘他们的命运曲线。《品中国文人》面世七八年,依然活得不错,魏心宏先生写信说,在今年八月的上海书展上仍然受欢迎。

不过哲学书真难读,文字密度大,尤其是创造性的哲学大师们,思人类之所未思,注定要生造大量的、环环相扣的哲学概念。我的“摸高式”阅读,摸了三十余年,从萨特、罗素、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半个月不摸哲学书,手会发痒的。于是我像个钟摆,长期摆动于哲学与文学之间。有些书,几个月读下来,读懂两三页就不错了。《存在与时间》,我从九十年代初读到今天,暗自揣测,可能悟到一小半。张汝伦教授的大著《存在与时间释义》,煌煌四大卷,一百二十多万字,我下了决心,用两年的时间攻下它。哲思进一寸,文学长三尺。今日之世界太复杂,要赢得严格意义上的全球视野,没有哲思不行。眼下的文学也好,国学也罢,缺了哲思的维度,一定会囿于自身,年复一年在小圈子里打转,并且把小圈子认作大圈子,孤芳自赏或泥古不化。韩少功先生抱怨看不懂现象学,讥讽“现象学时髦”,看来是因为用功少的缘故。

海氏告诫:少一点哲学,多一些思想的细心;少一些文学,多一些文字的保养。

中国古代的文化先贤,都有哲思的轨迹。苏轼《思堂记》,有现象学式的领悟。但“国学”这个词,我是不大用的。学问之事,本无东西。人活着,总会有某种哲思。不识字的老农可能比大学教授更能领悟事物,这里有海氏讲的“前现象学式的领悟”。苏轼云:“人生识字糊涂始”,包含了这层意思。苏轼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听上去像豪言壮语,其实是经验之谈。底层乞儿领悟的东西,云端的玉皇大帝哪里懂得。所以,作家是没有身分的人,优秀的作家能穿越社会各阶层。

国学一词留给人的印象,是抵挡强势的西学,恐怕暗含了文化自卑,慎用为宜。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大师几乎都是批判西方的,中国传统文化倒是给这个星球提供了首要的普世价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末了,贡献一点读哲学的体会:读了就忘了,忘了可能就记住了。

 

刘小川,当代著名作家、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副院。转自2014年第4期《苏轼研究》。


(作者:刘小川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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