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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对杭州佛教文化的影响

时间:2018年07月08日 信息来源:选自《纪念苏轼葬郏915周年暨全国第21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浅谈苏轼对杭州佛教文化的影响

 

宋明刚

 

内容提要  北宋苏轼,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第一次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至神宗熙宁七年(1074)。时年36岁。第二次哲宗元四年(1089)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苏轼在杭州为官五载,政绩卓著。先后写下了400多首诗词。留下了写西湖的千古绝唱。苏轼在杭州,他常游走于寺庙,与若干高僧结缘,品茗听泉,吟诗唱和,交情深厚,留下了许多诗词和动人的传说故事,苏轼对杭州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苏轼  杭州  佛教文化

 

一、杭州佛教源远流长

 

杭州佛教历史源远流长。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早在唐以前就有佛寺360座。五代吴越国时期,大力奉行“信佛顺天”的理念,扩建兴修寺庙,为杭州佛教盛行的一个高峰点。吴越时钱塘有“东南佛园”之称。宋代继续兴修扩建寺庙,古刹林立,南宋末期最多达480所。北宋时,杭州的佛教延续了先前的兴盛。有“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之美誉。由于杭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交通便利,也是海外信徒来此礼佛的理想去处。据史料记载,北宋时的吴越之地,不仅遍布寺院,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名的和尚。而这些名僧,不仅佛教修为深厚,而且诗词书法也很有功力,他们大多喜欢苏轼,与苏轼有很深的交往。无论是苏轼留下的诗词文赋、还是史料记载,以及流传至今的故事,都印证了这一事实。

二、苏轼与高僧结缘,写诗唱和,活跃寺庙文化的意义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 是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4年),任杭州通判。时年36岁。苏轼来到“佛国”之地,经常游走于寺庙,与诗僧交朋友,谈佛论道,品茗听泉,吟诗唱和,既得到心灵的栖身之所,又促进了杭州寺庙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苏轼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早在10多岁的时候,他和苏辙就随父亲苏洵去成都大慈寺拜访方丈,观赏书画。特别苏轼,他与大慈寺宝月大师交情深厚,他为大慈寺写过《四菩萨阁记》、《中和胜相院记》、《宝月塔铭》等。苏轼自称“东坡居士”。他对佛禅有很深理解,他创作的许多诗词里,含藏着非常深刻的佛禅理趣。也为自己困倦的心灵找到了精神家园。林语堂曾说: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无惧,象一阵清风度过了他的一生,智者禅语。他是驾驶心灵的智者。“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如梦”,对人生的感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道出生活哲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自知乐事年年减,难得高人日日闲”。乐观闲适的生活真趣,苏轼宦海沉浮,一贬再贬,但他仍却说:“梦中旧事一时笑,坐党信仰成古今”。

苏东坡之好佛,首先是要求静心。现实世界带给他无数苦闷与烦恼。在佛教中,他学到摆脱这些烦恼的超然态度,可以在一时间跳出矛盾纠缠之外,从而达到心泰神宁。

由于机州名寺众多,僧人写诗作画,有才华的人也不少。

宋神宗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到杭州任通判,到任后的第三天,他就出城前往孤山,看望了惠勤和尚。孤山,山虽不高,碧波环绕,山间花木繁茂。是观赏西湖景色的最佳之地,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之佳句。所谓钱塘之胜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苏轼到孤山访惠勤后,写下:“天欲雪,去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苏轼访惠勤,是欧阳修推荐的,连恩师都与他有诗唱合,足见惠勤的文化修养之高。后来苏轼为惠勤诗集作序。访惠勤后不久,苏轼游览了灵隐寺,灵隐寺地处杭州西湖以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这里峰峦挺秀,古木参天,泉水潺湲,不仅有山灵钟秀,鬼斧神工的自然之美,又有千百年来能工巧匠精心雕琢之美,飞来峰上雕刻的尊尊佛像,造像多彩多姿,生动传神,雕刻精美,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精品。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许多优美诗篇,更使灵隐寺名闻天下。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至今已有约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为杭州最早的名刹,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苏轼游览时,虽不及五代时的规模,可繁华盛况不减当年,苏轼看见上千的僧人在高堂吃饭,听见撞钟击鼓之声回荡在山野中,行走在苍翠欲滴,郁郁葱葱的山水之间,让从小就喜欢攀山玩水的苏轼,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挥毫写下了《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

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

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乔松百丈苍髯须,扰扰下笑柳与蒲。

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

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

清风时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

归时栖鸦正毕逋,孤烟落日不可摹。

苏轼对灵隐寺情有独钟,他想,要是能在这古老幽静的寺院里,躺在僧人的床上,睡一个午觉,清风悠悠,香烟萦绕,神清气爽,会是多么舒服。后来他离开杭州了,听说他的好友唐林夫要徙居灵隐寺,还流露出不胜羡慕之意,写诗祝贺:

我在钱塘六百日,山中暂来不暖席。

今君欲作灵隐居,葛衣草履随僧蔬。

灵隐寺前有座飞来峰,高约209米,峰棱笔削,苍翠玉立,怪石嶙峋,又有紫藤盘缠,前后还有窈窕通明的大小洞穴。晏殊《舆地志》载: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看到这里的山岭惊叹曰:“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之所隐,今此亦复尔耶?”慧理因而定居于此。建造了灵隐寺,而命此峰为飞来峰。唐代诗人宋之问写诗赞飞来峰:“鹫岭郁苕绕,龙宫锁寂寥。”苏轼很喜欢飞来峰:“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从那以后,苏轼每游湖上,就遍游寺院,流连僧舍,访求远离名利之场的和尚来做朋友。在僧舍品茶聊天,谈佛论道,吟诗唱合,颇有收获。日后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还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其弟苏辙也曾说:“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可见苏轼常走于寺庙和湖上丛林,苏轼对杭州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影响深远。

苏轼不仅与诗僧吟诗唱和,谈佛论教,他还应邀为诗僧诗集作序,为庙堂题诗写铭。西湖僧人中,清顺、可久二人的诗写得好,可久居钱塘门外祥符寺,清苦修行,少与外界交往,窗外翠竹百竿。一日,元宵之夜,祥符寺九曲举行灯会,游人众多,好不热闹,苏轼独自步入祥符寺,想找可久聊天,不料他的房间漆黑,但有香味从屋里飘出,仿佛步入另一个世界,美妙神奇,他不禁仰叹,吟出诗来:

门前歌鼓斗分明,一室清风冷欲冰;

不把玻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这诗颇有禅味,苏轼与和尚交朋友,觉得佛门的道理,能让人跳出尘世烦恼,眼界广阔了,会有心灵的清凉世界。

有一次,苏轼游宝严院,见壁上有题词:“竹暗不通日,泉水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苏轼打听到,写诗的是“清顺”,便立即找他。大学士苏轼找清顺,非同一般,清顺在院中修有借竹轩和垂云亭,苏轼为之作垂云亭诗:“江山虽有余,亭榭苦难稳。惜哉垂云亭,此地得何晚。葱葱城郭丽,淡淡烟村远,纷纷乌鹊去,一一渔樵返。”

有时苏轼还请几个和尚一起游湖,品茶论诗,消减心中的郁闷。自得其乐:“世人鹜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薄神所歼。”

在杭州,苏轼与辩才法师交往最深。辩才名远净,与海月禅师慧辩,都是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的弟子,苏轼为作塔铭,称其“心具定慧,学具禅律。”凡人见了他,就会尊其道,奉其教,是个很有名望的大师。苏轼对他的印象是:“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苏轼儿子苏迨,长得高颅巨颧,家人呢呼之为“长头儿”,生来体弱多病,已经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出行要靠大人抱或者背,苏轼与夫人为之苦恼,于是他找到辩才,请求大法师在观音菩萨座前为他落发,让辩才为儿子摩顶,取名竺僧;“权寄缁褐”(暂寄于佛门)。

法师欣然苏轼接受要求,说来也奇,辩才为他摩顶祝赞后,没过几天,就能行走了。苏轼乐了,有诗说:“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能象鹿子那样奔跑。苏辙也说:“予见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走如他儿。”苏轼、苏辙两弟把苏迨能走路的功劳记在辩才名下。由此看来,确有其事,至今,天竺寺还有苏迨走如奔鹿的塑雕,让人浮想联翩。究竟是摩顶功效,还是辩才给他复用了什么灵丹妙药,不得而知,成为千古之谜。

 

三、深入寺庙,体验和尚生活,用诗词促进和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展

 

苏轼公事之余,喜欢寄情山水,游走寺院。他的诗中有:“欲问云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

杭州寺庙众多,苏轼工作之余,就到寺庙,与僧喝茶聊天,谈佛论道,有时即使到县上巡查工作,他忘不了要去寺庙。而且还要题诗写词。他曾带几个知县到天竺寺求雨,夜宿寺庙。他的弟弟苏辙曾说:“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亡。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这对僧人文化是一个有效促进。

苏轼有眼疾的毛病,一旦发作,他就到西湖去,到寺庙诗中去修养,有诗写道:白发长娣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又说:“迟暮赏心惊节物,登物病眼层秋光。”病中,苏轼推开公事,谢绝灯红酒绿的酬应,独自漫游湖上,他便有“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可见,他走进优美的自然环境里,能治病,轻松愉快,少了诸多烦恼。一日,往游虎跑的定慧禅寺,俗称祖塔院,苏轼每到这等地方,就如游子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心情就会格外开朗,平静。《病中游祖塔院》诗: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转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饱樽自在尝。

能安眠是心身疾病的良药。苏轼漫游湖山群寺,最重要的是“养心”“安心是药更无方,”只要心情愉快,比吃药管用,游湖游山进寺庙,他屡屡称道在寺院清静的环境中,午睡的酣畅,心灵的的安静,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如《瑞鹧鸪》词,有句云:“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又在宝山僧舍昼寝,题壁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从诗中看得出来,苏轼是个没有心机的人,他有许多天真,反遭人暗算,时过景迁,他再没有年轻时的豪情,也变得慢慢地“容忍”。有些世俗他无力改变。

西湖诸山,盛产好茶,苏轼好饮而无酒量,但却能大量喝茶。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游览寺院,和尚们知道他讲究茗饮,都以上好泉水烹茶出来招待他,一日之间,他竟痛饮酽茶七盏,喜欢得连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题诗孤山道:“何段魏帝一丸药,且尽户仝七碗茶。”

在寺里饱食斋饭,饭后睡午觉,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心情舒畅。随后一瓯清茶,这是苏轼最大的享受。《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有一首记其无上的满足曰: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

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辩才法师与苏轼有很深的友情,辩才法师有《次韵参寥怀秦少游学士》,苏轼读到以后,便以《书辩才次韵参寥诗》称辩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辩才法师因与苏轼品茶论禅后送其过了虎溪,破了戒规,为此造亭纪念,并作《龙井新亭》诗呈送苏轼。一日,苏轼去看辩才法师,两人品茶聊天后,苏轼告辞,辩才送行,边走边聊,谈笑风声,不知不觉过了虎溪(他对自己约定,送人不过虎溪)跟随的小和尚惊讶:“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虎,来往亦风流。”二人哈哈大笑。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也曰二老。苏轼写诗道:                  

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

唯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

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

去如龙出山,雷雨卷潭湫。

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

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

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

大千在掌握,宁有别离忧。

辩才读到苏轼的诗后,也颇有感慨,和诗一首:

政暇去旌旗,策杖访林邱。

人惟尚求旧,况悲蒲柳秋。

云谷一临照,声光千载留。

轩眉狮子峰,洗眼苍龙湫。

路穿乱石脚,亭蔽重岗头。

湖山一目尽,万象掌中游。

煮茗款道论,尊爵致龙优。

过溪虽犯戒,兹意亦风流。

自惟日老病,当期安养游。

愿公归庙堂,用慰天下忧。

两人吟诗唱和,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二位至友“煮茗道论”、“永记二老游”的难分难舍的情结。苏轼经历“乌台诗案”遭遇牢狱之灾后,黄州五年,已渐渐衰老多变,辩才甚至劝他归庙堂,过安静的生活,“愿公归庙堂,用慰天下忧。”后来辩才还在老龙井旁建亭,以示纪念。后人称它为“过溪亭”,也称“二老亭”,并把辩才送苏轼过溪经过的归隐桥,称之为“二老桥。”传为一段佳话。

参寥子亦作《龙井辩才老师新亭,初成有诗府帅翰林公,俾余继和,辄次元韵》,来记录和赞美这段雅事。在诗僧当中,参寥子诗名甚高,他的《经临平作》备受人们推崇。苏轼与参寥子是最为知心的诗友。经常相互唱和。公元1091年(元祐六年),苏轼由杭州太守被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参寥子写下了《别苏翰林》诗,赞美苏轼:“四海窥人物,其谁似我公。”〔13〕苏轼也在离杭前写下了《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送给参寥子,并称“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苏轼于元祐年间写的《卧病弥月,闻垂云花开,顺阇黎以诗见招,次韵答之》,是写诗僧清顺以诗邀请他到垂云亭赏花。《减字木兰花》:

双龙对起,白甲花髯烟雨里。

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脱。

翠飐轻红,时下凌霄百尺英。

苏轼即便是到辖区内的其他地方检查政务,也忘不了去附近的寺庙转一下,一次,他到百里之外于澘县,办完正事之后,去游寂照寺,这里翠竹掩映,清风怡人,寺僧惠觉酷爱竹子,寺中有绿风轩,见苏轼光临,十分兴奋,请他赐诗,苏轼看着那着那轻轻随风摇动的竹叶,题写道: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苏轼是特别喜欢猪肉的,他写有“猪肉颂”,还精心烹饪技术,发明一道菜,“东坡肘子”(或东坡肉)。倘若竹与肉二者不可兼得之,舍取谁?苏轼已有答案: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人瘦了尚可补,人俗了就无药可医了。

苏轼与佛印和尚也交情深厚。苏轼到任杭州不久,很想去看望佛印,佛印也许久没有见到苏轼了。苏轼公务繁忙,一时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他,就写了便条,让随从人员送去,内容无非是,早想与佛印品茗聊天,只是身不由己,过几天便去拜访云云。佛印接到苏轼手迹,心中甚喜,可他却在苏轼的纸条上,大笔一挥写下“放屁”二字,佯装不悦,送交来人说:你回去交给苏轼。送信人回来了,苏轼急问:送到啦,他带什么话没有?送信人面露沮丧,把信递给长官,苏轼打开一看,放屁二字映入眼帘,苏轼神情激动,这个和尚不像话,我马上去找他。他来到佛印禅房,还怒气冲冲,可不见佛印:只见上面留有一张纸条,上有:“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轼恍然大悟,又上大师的当了,此时佛印才走了出来:苏大学士光临本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苏轼说:大师真有你的。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佛印说:苏居士到访,品茶、品茶。苏轼与和尚论道,输掉皇帝赐他的玉带,(现藏金山寺、国家一级文物),也反映出他与和尚的交往与趣事。著名诗僧参寥赋诗赞道:

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纭自唯阿。

尽放龟鱼还绿净,肯容萧苇障前坡。

一朝美事谁能继,百尺苍崖尚可磨。

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金波。

像整治西湖这样的工程,只要一项就够得上是不朽的功绩了。这样的美事决不是一支笔所能记载,即是把它刻在百尺苍崖上,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蚀,然而整治西湖的功劳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天上的星星也会对碧波荡漾的西湖满怀欣喜,在皓月当空之时,常常跳到粼粼泛波的西湖里尽情游乐。

苏轼为传承杭州佛教文化做了不少实事。在佛学界想有盛誉。他与高僧懷琏是好友。皇祐年中,仁宗下诏,让庐山高僧懷琏到京城。住在十方静因禅院。皇帝召他对话,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懷琏胸有成竹,他能把佛理中与儒学、道学相通之处,说的头头是道,不仅文采飞扬,又让你坚信不疑。“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他的一番言论,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皇帝一高兴,就赐给他发号“大觉禅师”。从那以后,懷琏更是名声大震。一些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遇上节假日,懷琏还没有起床,门外早已排起了长队,等着与他相见。“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屦满矣”。仁宗不适于懷琏对话,讨论佛法。皇上一高兴就写诗,并把诗赐与懷琏,先后写了17首。皇帝御笔,懷琏也视为珍宝。尽管如此,可懷琏的心思并不在皇宫,在寺庙。于是他给皇上呈递一书,请求回山寺以终余年。皇上有些纳闷,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皇帝没有同意。但懷琏并没有放弃回寺的愿望。治平年中懷琏又再次提出请求,并且态度坚决。英宗皇帝挽留不住,只好下诏,准许他自由行动。几经辗转,懷琏来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这里的民众共同出力建了一座很大的楼阁,懷琏把仁宗皇帝赐他的诗收藏在楼阁中。并为此阁提额为“宸奎阁”。四明之人,相互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阁”懷琏回到广利寺养老,活了二十三年。圆寂时八十三岁。懷琏的弟子们觉得宸奎阁还缺一件重要东西。他们自然知道大名鼎鼎的苏轼,他与懷琏大师交情深厚,现在又在杭州任太守,于是他们派人来到杭州,找到苏轼,请求他为宸奎阁写铭,相信他不会推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早,其可以辞?”

苏轼果然没有推辞,写下了著名的《宸奎阁铭》。成为苏轼的楷书精品。成为中华名碑之一,载入史册。

苏轼在杭州,与德行高、善诗文的和尚交往,有谈诗论道,品茶聊天,写诗唱合,促进了杭州僧人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苏轼还让选有组织领导才能的僧人负责政府的民生工程,还有开办“安乐坊”,都有僧人的影子。苏轼在《钱塘六井记》中就有记载,疏没两河,西湖、子珪又出山。苏轼就此专上奏章《乞子珪师号状》。苏轼说:“西湖甘水,殆通一城,军民相庆。若非子珪心力才干,无缘成就。”说子珪两次选差修井,营干劳苦,不避风雨,显有成效。请求皇帝恩赐“惠迁”师号。(取《易》所谓“井居其所而迁”之意)

苏轼还善于处理佛教涉外事务。杭州寺庙多,在外有影响的高僧也不少,杭州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境外宗教人士来此朝拜和经商之地。

高丽人不时来杭州礼佛,他们与有的僧人关系密切,特别是素质差的的僧人,他们相互勾结,谋取私利。给当地管理带来隐患。

一次,高丽人来杭州寺庙礼佛,祭奠亡僧,献金塔等棘手之事,颇有远见,在一月内,苏轼向朝庭连上三状,对来人的意图,接待、处理方法、思考周密,既考虑国家尊严,又照顾高丽人的情绪,颇得朝廷好评。

《宋史•东坡传》 “东坡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如今,在杭州还有一条繁华的马路和一座剧院都是以“东坡”的名字来命名叫做“东坡路”和“东坡大剧院”,灵隐还有两座亭子也分别是以苏东坡的诗句“两涧春淙一灵鹫”和“跳波赴壑如奔雷”命名为春淙亭和壑雷亭,以此来纪念这位亲民爱民的老市长。

 

参考书目

《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曾枣庄著《苏轼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陈迩冬选注《苏轼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拾遗、唐骥编著《苏辙散文精品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李一冰著《苏东坡大传》,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林语堂著《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刘小川著《苏东坡》,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朱宏达、朱磊著《苏东坡与西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莫高著《苏东坡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董校昌主编《苏东坡在杭州的传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吴雪涛、吴剑琴辑录《苏轼交游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宋明刚, 眉山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选自《纪念苏轼葬郏915周年暨全国第21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宋明刚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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